林旭走失的文学英雄
曾念长1978年生,福建漳平人。社会学硕士,文学博士,主攻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思想史,兼从事文学创作,以评论和散文为主。出有《断裂的诗学》 《中国文学场》等若干专著。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。
像我这一代人,倘若对林旭尚有一丝印象,多数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获得的。在写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,这个陌生男子终于被捆绑在“戊戌六君子”的名单里,挤进了历史通识课本的花名册。虽然只是一闪而过,但毕竟是有名有姓的,如一枚确凿无疑的钉子,打进了一个民族记忆的墙面。不过我依然疑心,那些经历过高考锻压的学子们,事隔多年之后,是否还真的记得有一个叫林旭的历史人物。这个名字太过平凡了,以至于失去了让人产生兴致的记忆点。相比之下,在戊戌变法的人物名单里,康有为、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名字皆是极具识别性的,似乎让人看上一眼,就舍不得忘掉。即便是刘光第,其名也是要比林旭给人印象深刻。后来我试图去解读林旭,才知道其名为旭,字为暾谷——其字虽然貌似生僻,多少总算是恢复了些个性,隐藏在名字背后的历史形象,也变得鲜明一些了。
当然,将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压在一个名字上面,不仅偏执,而且主观,近乎迷信。事实上,我们可以找出更加充足的理由,来说明林旭之所以容易被忽略,是因为历史对他太吝啬了,不曾拿出足够的叙事篇幅,就像对待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一样,给予浓墨重彩的书写。于是,当我试图为林旭重新做一次历史定位的时候,不免生出了非分之想:即便他不能与康、梁相提并论,也应该和谭嗣同并列,获得对等的历史待遇吧!康、梁是戊戌变法的主谋,却逃脱了被慈禧太后诛杀的命运,因而在后来的岁月里,尚可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历史解释权。而谭嗣同属于另外一种情况。他是血溅刑场的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,与林旭、刘光第、杨锐、杨秀深、康广仁同时被杀于北京菜市口。他们的生命终结于戊戌年八月十三日(公历9月28日),似乎有命运主宰之手,对他们同时按下了死亡计时器。
但历史还是偏心了,给予谭嗣同的记忆闪光点,要远远多于林旭,也多于“戊戌六君子”的任何一个受难者。别的且不说,谭嗣同留下的绝命诗,其中有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两句,至今是广被传诵的。林旭却没有这样的幸运。几乎没有人可以脱口而出林旭写过的某一句诗,或者说过的某一句话。哪怕是一句口号也行啊。事实上,林旭也是写过绝命诗的,题为《示复生》。复生就是谭嗣同。
青蒲饮泣知何补,慷慨难酬国士恩。
欲为君歌千里草,本初健者莫轻言。
短短一首诗,多处埋设了典故和暗喻,要想脍炙人口,自然是很难的。即使将这首诗翻译成大白话,也无法被口口相传。它太像一首诗了,以致于失去了口号般的社会性广度。然而也正是通过这首诗,后人可以看到,林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恢复了一个诗人的本色。他是低回的,内省的,悔悟的。甚至是有所畏惧的。诗人有可能会成为英雄,却天然不是英雄,而是在精神形态上比英雄软弱且纠结的纤细个体。他们在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双重召唤之间踌躇反复,在光明与黑暗的边界无地彷徨,因而通常仅在纯粹的精神界限之内成为一个受难者。英雄却不是这样的。英雄服从于某种集团性目标的指引,将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托付给外在世界,在遇到生命危机时,则视死途为星光大道。
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位英雄。维新变法陷入绝境,他临危而不退。慈禧太后下捕杀令,梁启超劝逃,他誓言变法需流血,“请自嗣同始”。至于他在临刑前高呼,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;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”,更是像极了历史正剧里的典型人物,似乎在历史帷幕之后藏着一个导演,在戊戌年的这一天安排了一个如此入戏的角色。
相比之下,林旭要暗淡得多了。
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,光绪皇帝颁布“明定国是”诏书,延揽人才,推行变法。是年七月二十日,经翰林学士王锡藩举荐,林旭获得光绪皇帝擢拔重用,与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四人同授四品卿衔,在军机章京上行走。军机章军,又称“小军机”,是清帝国权力中枢军机处的组成部分,由皇帝直接掌控。这也就意味着,林旭一夜之间平步青云,且身临君侧,直抵圣意。此时,林旭虚岁二十四,刚刚经历了两次会试不中的沮丧,并将这种沮丧转化成一种外部狂热,呼应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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